[8]法院如何认定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必然要附带审。
2007年6月，厦门市政府委托中国环境科学院进行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1、厦门PX事件的一个整体扫描 严格来讲，厦门PX事件作为一个公共事件是从2007年3月赵玉芬等105位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建议厦门PX项目迁址的议案》开始的。
这种只重战术不重战略，只重树木不重森林的环评权力配置及其运作体制根本无法适应一个大国的环境统筹需要。 经验是需要归纳和分享的，因为只有这样，单一事件的意义才可能不局限于一时、一事、一地。 2、作为公众参与时代标本的PX模式：模式归纳与适用性解释 （1）PX模式的阶段化归纳 上面以行政过程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框架对厦门PX事件（后期）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评估，并且得出了厦门PX事件可以作为我们时代公众参与标本的基本结论。 2007年12月13、14日，公众座谈会，参会的普通市民107人，会上发言的有106人。6年前所撰此文依然具有某种启蒙和模仿意义，故重新贴出，以深化对转型过程的理性认知。
他认为这一体系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制度、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制度、公众参与的支持性制度，大体对应公众参与的社会要素、制度要素、技术和资源要素。而且公众的散步适可而止，他们的目的只在于向政府表达一种公意诉求，且他们能够理性而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回应。经过阿尔色修斯的过渡，契约论在霍布斯、洛克手里终于达到了高潮。
英国封建制的崩溃没有导致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而是缔造了一部恒久的宪法和一个稳定的宪制。部分学者认为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系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或准宪法，大多数学者则把"五四宪法"视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我在此想强调的是，无论谁是第一部，或者无论新中国的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宪法，都未能完成"革命的反革命"的历史任务，它们在制定之时就被视为只是一部指导过渡时期的宪法，没能(也并不试图)用一系列宪政架构把革命安顿下来。具体到实践操作的角度，法律的权威问题往往与法律的约束力或效力相关联。博丹为了解决几乎导致法国崩溃的宗教内战而诉诸于"绝对主义王权"意义上的"政治解决"，这一"政治解决"超越宗教解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主权"概念---即"属于国家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
追溯源头，权威(authority)一词是一个罗马法的概念，早在罗马共和国，法律的权威就与罗马的混合政制和共和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1］高全喜： 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几点法哲学思考，载高全喜： 《从非常政制到日常政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年版。
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之下，"革命"开始享有历史正义，被赋予了全部政治正当性的人民成了"神"，对"人民"和"革命"有任何微辞都会受到当然的质疑和排斥。"如此看来，马基雅维利远不是置道德于不顾的非道德主义者，其实他更为关注另外一种政治道德，那便是国家安全和存在的正义性，它甚至把政治正义放到一个比国家的安全和存在更高的层面上。严格说来，"八二宪法"不是以重新制宪的方式制定的，而是以修宪的方式制定与颁布的。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哲学理论，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各种自然法理论在近代的兴起与滥觞。
这个状态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状态，但也不属于例行化的政治状态，而是一种特殊或非常状态，它既有自然状态的绝对规范主义的正当性( 自然法的正义性)，又有革命时刻的特殊性的绝对规范主义合理性。三十年来的"八二宪法"及其四个修正案，呈现了中国三个阶段性的结构变迁：第一，"八二宪法"的真正意义在于改革，在革命建国的已有宪制之下，注入了终结革命的法治本性，通过法制化的宪制来维系和守护革命成果，并防范极端的政治动荡。1640 － 1688 年英国革命发生时，人民民主的思想尚未兴起。法治与民主是有一定张力的，法律的统治需要一种权威理论，权威从终极性上说来自人民授权，来自民主政治，来自人权保障，但一个政治社会要塑造秩序，实现自由，必须经过法律的过滤，必须建立法律权威，人民必须恪守服从法律的义务，因此，权威这个中介是不可或缺的［1］。
对法国革命影响最大的卢梭也探讨了自然状态和契约论，颇为吊诡的是他和霍布斯、洛克不同---后两者的自然状态和契约假设被用来论证国家( 权力)的正当性而非赤裸裸的国家权力。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末，它披着一层"托古改制"的保守色彩。
"［6］(P. 61) 而国家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他写道："没有正义，国家( 国王)除了是一伙大盗外什么也不是。
在立宪的国家理性之中，国家的立法权力转换为宪政秩序的中介性和形式性。基于个人权利论以及自然权利说的近现代自由主义曾经有一个激进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理论特色是反对权威的，包括神学权威、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但是成熟的自由主义或革命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保守主义的本性使得法律权威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人类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只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下的一些"不便"。从历史上来看，中世纪欧洲的教权和封建制使得西欧各地的权威呈现为四分五裂的状态，教权与王权的争雄、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贯穿了整个中世纪。美国革命最初是吸收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主义，但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是见好就收。立法是现代政治有别于古代政治的最为根本的特征，它是现代主权概念和国家概念的核心。
这与标榜革命激进主义的"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存在着精神要素上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构成了"八二宪法"向同一法统内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回归和还原的文本依据---尽管这一回归与还原的叙事更多地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正当化修辞。此外，英国人对传统的"法律主治"有一种顽固的信仰，长期的普通法传统使人们对法治和司法的技艺理性有着很深的敬畏。
近代国家立国的模式，最常见的可以被概括为"( 战争)革命-建国/制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里希在思考近代的国家观念时已经导入了一种根本性的要素，那就是从宪法或宪政的政治维度上探讨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在近代学说中的理性资源，在此作者所考察的已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价值性的问题，用韦伯的话来说，国家理性已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价值理性。
宪法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政治规范，要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应该是"反革命"的［11］。在德意志宗教战争中，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 Peace of Augs-burg) 确立了"谁的领地，谁的宗教"的原则，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拥有了主宰领土和人口的权力。
正是这种激进的权利思想对新兴的绝对主权国家构成了政治正当性的挑战。所以现代法治国家的权威或者宪法的权威最终必然是一种法理型权威与传统型权威的混合模式。人民主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人民直接出场，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法国的是唯实论的人民概念，而英美的则是唯名论的人民概念---"人民主权"只是一种拟制，公民权利却是实实在在的。"五四宪法"之后，到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它们是第三个时期，可谓破铜烂铁的宪制时期。
对现代人来说，国家的正当性、政治权威是和宪法(主要是成文宪法)捆绑在一起的，宪法、人民、国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三位一体"。如果一味强调民主，革命便无法退场，其结果要么像法国革命那样，以人民主权的名义置一部部宪法于水火，最终由一个僭主来收拾残局。
洛克的自然权利观念遥接"宗教改革"所产生的良心自由，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然法观念，英国主流思潮由此而进入了"权利时代"。尽管如此，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中，概括起来还是可以分成三个类别，即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法学理论。
个体公民和个人的自然权利最终也让位于集体的"公意"和"人民-神"颠覆政府的权利。宪政从原初的意义上说是权力的结构构建，即通过法律秩序来构建法律的权威，因此，罗马法的权威在于权力制衡的罗马混合政体，英国法的权威也在于英国独特的混合政体。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霍布斯的名言"创制法律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威"［3］的完整含义。在关乎信仰的宗教改革之外，马基雅维利以毕生精力探讨意大利分崩离析和战争频仍的问题，现代国家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威问题的思考路线得以发端，现代政治理论也由此发端。直到( 现代形式的)国家存在……之前，不可能出现制定国法的机关。自然法对国家权力的本性给于一种正义论和正当性的论述，在此，potestas被jus置换，政治论的国家权力或国家理性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即为什么政治权力是有效的，为什么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它们要面对正当性问题的质疑。
洛克继承和发挥了以上两人的见解，认为合乎"人性"和"理性"的制度就是合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制度。《利维坦》创作于英国内战之后，霍布斯眼见内战所造成的混乱状态，故而基于其人性论而为绝对主义主权张目，并进而否定臣民的革命权，但是霍布斯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个人主义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
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国共分裂之后，国共两党竞相争夺关于"革命"的话语权，1928年之后实行一党"训政"的国民政府也一向标榜革命。 一、作为国家理性的宪法权威 由于法律与权威的交集关涉社会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关涉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便构成了政治理论的要点。
第四个时期，是"八二宪法"以及四次重大修宪的宪制修复时期。洛克无疑是支持"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的，但他的"主权在民"又是作为一种隐性的背景出现的。
